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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写写】古代宗族势力和妻子财产权的消长  

2010-08-11 17:46:17|  分类: 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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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乃至于东周,贵族因为嫡庶关系会分出大宗小宗,但是,这些大宗小宗除了由天子-诸侯-士大夫的金字塔结构维持的制度上的归属关系以外,只剩下同姓同宗的血缘好感而。而且大宗小宗所指的小宗只到诸侯这一级,只有天子和天子所封的诸侯可以保留祖先的“姓”(准确地说是本姓始祖的祭祀资格),其他人只能拥有“氏”(无权祭祀本姓始祖)。战国时代秦赵两国的祖先都姓嬴,但是只有秦嬴没有赵嬴,就是因为秦国是周天子封的诸侯国而赵国是大夫篡权,秦王室有姓,赵王室就没有。

小宗的非嫡系连保留姓的资格都没有,而“氏”在当时象征的是身份、职业而不是血缘,职位改变“氏”也随之改变,所以士大夫们连“氏”也经常换来换去,比如商鞅就是因为食邑在商这个地方。这个作风一直保留到汉代,西汉还有人因为当了某处的官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当地的地名。

除了继承“姓”的苛刻程度以及更改“氏”的随便程度以外,另一个打击旧氏族势力的措施是秦国的分异令,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强制百姓分家,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性就课以重税,分配田地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人口为单位。商鞅出身法家,法家追求的是君主集权,君主以下人人平等。法家不能容忍有大家族出现挑战君主权威和司法平等,分家是必须的。

秦汉的分田制度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能拥有的配田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家庭人口太多就养不活,所以必须分家再分家;纳妾会多一个人来瓜分有限的田地,但是如果老婆生不出儿子总不能无子绝后吧,所以离婚再娶很随便,而且对妻子劳动能力的要求特别高,织布水平不能让婆家满意的就休掉;有的人又想娶小老婆又想多分田少纳税,那就另外建立一个家庭,原来那个家庭的女主人是正妻,这个新建立的家庭的女主人叫小妻或者偏妻不叫妾,两个家庭的财务完全分开,各自领着国家分配的田地,各自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

秦汉的连坐,一般是夫妻连坐,搞得最严重的叫夷三族,这三族是父母妻儿同产兄弟姐妹。夷三族只到这里为止,祖父母、孙子女、侄子女、外甥子女不在其内,已婚女人最倒霉,娘家人和丈夫都会连累她们。商鞅变法搞出来一个邻居连坐,到汉朝已经废除了。

秦朝是强制百姓分家的,汉朝不强制百姓分家,但是当时的分田制度依旧对分家有利。但是,分田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行为,而土地和资本一样都有集中的倾向。汉初的无为而治很好,对土地兼并也很好,因为政府不干涉而且也没法干涉私有土地的合法买卖,所以土地逐渐往少数豪族集中,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开始上升。汉初的皇帝们,对待这种情况的主要措施是强制那些豪族搬迁到皇陵附近,拔掉他们在家乡的势力。

汉初的贵族继承制度依旧延续春秋时期的分宗方式,没有爵位继承权的人也就没有进入家祠接受祭祀的资格,爵位只能父死子继(嫡妻无子,有名分的妾生的儿子也行,通房丫头一类的就轮不到了),想兄终弟及没门得(哪怕同母嫡出的兄弟也得皇帝特许),所以过去才有谣言说汉初只有嫡子才有爵位继承权而庶子没有。汉承秦制,贵族们没有司法特权,干了什么杀人越货的勾当也只能依法审理;皇帝们有各种借口剥夺贵族的爵位,比如进皇宫没穿礼服啊,参加大射礼途中闪人啊,还有什么上供的金子成色不足。汉武帝一个酎金案夺去上百人爵位,他手下的酷吏们还到处攀咬高官贵戚。

前面说了,汉初的无为而治纵容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采用各种方法打击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比如多次更改货币、鼓励告发偷漏税、盐铁国有化。这些措施都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但是至少起到了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恨汉武帝,但是普通百姓未必那么想。如果不是统治后期穷兵黩武加上任用的酷吏中的确有部分人渣存在,汉武帝的政策对社会中下层还是有好处的。
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贵族、地主、商人打击太狠,导致昭宣中兴时期开始政策反弹。汉初的贵族没有司法特权,汉宣帝时期就有了“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及其子孙犯罪,均可向皇帝祈求减免刑罚,适用范围是从二年徒刑到死刑。“上请”只是向皇帝请示,贵族们还觉得不够,西汉皇帝出身草根懒得给他们更多面子;贵族们认为东汉皇帝是向世家大族妥协得来的皇位,所以东汉时期屡次发起恢复“八辟”的大讨论,可惜东汉皇帝仗着老刘家底气足依旧不给面子。终于,到了三国时代,世家大族们靠着支持曹魏篡汉赢得了新皇帝的投桃报李,“八辟”以“八议”的名义正式被纳入成文法。

贵族官员法律特权的逐步强化,所代表的是从汉宣帝到新莽到东汉再到曹魏,世家大族一步一步走向强大的过程。魏晋两个政权都是靠世家大族支持才能建立起来的,用古人的话说“得国不正”,越是“得国不正”就越是需要向世家大族妥协投诚。继承自秦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分田制度被儒家理想中的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田制度所取代,甚至奴婢也能分到田。因为国家给每个人分田,所以一个家族的人口越多能分到的田也就越多,多蓄奴婢多纳妾多生儿子可以给家族带来更多好处——在日益强势的族权下,法律分配给奴婢、妾和庶子的利益往往被家族夺取。过去那种因为能够多分田少纳税而搞出来的妻妾分居现象会导致家族利益的流失,所以必须用各种手打给予打压。无论是妻还是妾,对于一个家族而言都是外来者,所以她们最好只负责给家族多生儿子多分田产,于是妻妾被迫挤到一起为有限的资源打破头。

但是,真正给了世家大族们强大起来的机会的,不是汉武帝死后的政策反弹,而是汉元帝放弃继续打压豪族。前面说过汉初皇帝会强迫豪族搬迁到皇陵附近,以拔除他们在故土的势力。既然贫富分化不断产生新豪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皇帝们也可以不断利用自己的死来打击新豪强,反正皇帝们总是会死的。汉宣帝自己就说过,汉朝皇帝的施政方式是王霸道杂用,根据实际情况适用不同学派的方法。但是汉元帝这个人特别喜欢儒家,为了符合儒家礼法,他废除了很多旧制度,有些废除后短期内出现问题立刻又恢复,有的一直要到皇帝本人死后才能发现弊端,比如放弃强迫新豪族搬迁到皇陵附近。

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汉成帝虽然荒嬉,但权威还掌握在皇室手中,汉成帝没有儿子,于是他立刘欣为皇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汉哀帝。汉哀帝时期,那些从汉元帝时期开始被释放的新豪强日渐做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世家大族日益强盛威胁皇权。为了应对这个局势,汉哀帝颁布政策限制一个人占有的田地不能超过三十顷。但是汉哀帝死得很快,死后王莽上台,这个政策荡然无存。

王莽本人其实也有打击土地兼并的愿望,但是出于外戚擅权的谨慎或者是图谋篡位的野心,他还必须讨好世家大族来换取支持。在正式篡汉以前,王莽采用一种充满虚情假意的慈善募捐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他捐了一百万钱和三十顷地给灾民,带动其他贵族官员也捐献了一些,各种方法沽名钓誉但绝不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但是等到王莽建立了新政权,他就开始推行政策,更改币制、平抑物价、禁止土地和奴婢交易。上面推行政策,下面的官员或者拆台或者歪曲新政策为自己牟利,结果不仅没有缓解社会矛盾,还得罪了世家大族,于是农民起义加豪强兴兵一拥而上灭了新莽。

汉光武帝刘秀靠着河南和河北的豪强建立起东汉政权,这个皇室有着鲜明的贵族色彩。对比两汉皇室,西汉皇后往往来自于普通人家,没有儿子的皇后全部面临被废的命运;而东汉皇后都出身豪门,即使没有儿子也可以坐稳后位;西汉皇太子有皇太子妃,有几位西汉皇后是皇帝发妻;东汉皇太子没有太子妃,东汉皇后们全部都是由贵人登上后位的“以妾为妻”模式。皇室婚姻方式折射出两汉皇权与世家大族的此消彼长,西汉皇室“得国最正”底气够硬结婚离婚更随便,而东汉皇室面对诸多世家大族底气不足结婚离婚都慎之又慎。但是东汉皇室依然能够掌握局势,一直到士大夫清流势力强大到足够改朝换代。而依靠禅让得来的魏晋政权,就不得不对世家大族做出更多妥协,“八议”入律就是如此,“上品无寒门”也是如此。

世家大族的强盛使得他们所支持的贵族官员有了更多的司法特权,然而一旦失败就必须付出比两汉失败者更惨重的代价。如果说汉代“夷三族”只影响到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那么从西晋开始见于史册的“夷五族”则将五服之内的亲属一网打尽。到隋炀帝时期,发展到“诛九族”。
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在南北朝时期发展到顶峰,南北朝结束之后,世家大族摇身一变成为隋唐政坛的明星,受尽各个阶层追捧,直到唐末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把这些家族变成废墟;另外一方面,隋唐政府不再给奴婢分配田地,到唐末时普通百姓也无法再拥有国家分配的田地。多蓄奴婢多纳妾多生儿子给家族带来的不再是利益而是负担,宋代开始出现杀婴现象,宋朝男人挑剔女人的嫁妆,没钱的女人嫁不出去,就如同汉朝时候劳动能力不强的女人嫁不出去一样。

西汉以降,历朝历代都有限田政策,北宋王安石变法曾以“公田法”直接剥夺大地主的土地。但是南宋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类政策,即使是在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情况下也从未被采纳。国家的确不再分配田地,但也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宗族势力继续发展壮大。在宋代,无子家庭的寡妇还拥有自行立嗣的权力,到明代,只有族长才能立嗣。宋代学者注意到,妻子们更乐意选择她们自己的娘家外甥来充当丈夫的嗣子,有时丈夫也乐意如此(比如后周郭威收养柴进当皇太子);而宗族方面显然要求嗣子人选只能来自宗族内部,这样才能保证财产不流失。学者们依据儒家学说认为,祖先不会接受外姓人的献祭,为此《大明律》明确剥夺了寡妇给丈夫立嗣的权力。

妻子的财产权也逐渐丧失,汉代妻子和奴婢都拥有继承权,魏晋以后不见记载,宋代以后连嫁妆权也被逐渐剥夺。尽管宋朝法律把嫁妆登记在妻子名下,但并不禁止夫家夺取这些嫁妆。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的学者,都否认个人财产的独立性,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家庭内部的财产应该是完全公有的。有时夫家虐待妻子,好让妻子的娘家追加更多嫁妆,这些嫁妆也都被夫家霸占。嫡母们当然不愿意把嫁妆分给庶子,但是儒家学者认为,既然理论上庶子都是嫡母的儿子,他们当然也享有继承嫡母嫁妆的权力。寡妇改嫁会给夫家带来很多损失,包括年老者无人奉养、年幼者无人照管、家庭祭祀无人主持、嫁妆随寡妇改嫁转移等等。汉朝公婆已经懂得用控告寡妇“不孝”(当时不孝罪严重的可以判死刑))来阻止她改嫁,宋明法律则直接规定改嫁寡妇无权带走嫁妆。在具体的婚姻生活中,妻子的嫁妆权、寡妇改嫁的权力,又直接受到夫妻双方家庭势力和脸皮厚度对比的影响。

汉代统治机构一直延伸到“亭”级,汉后“亭”制度消失,国家被改造成世家大族心目中政令只能达到县级、乡里都由宗族控制的理想状态。经历无数战争动乱,直到二十一世纪在我国的一些地区还经常有黑宗族破坏当地法律秩序的现象——这决不是现代法律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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